徐克
“哥斯拉”入侵越南
“我一直沒有長大過,我還是一個孩子,這是很好的感覺”,這是徐克在2008年釜山電影節大師班講座開始的第一句話。他由衷地熱愛自己的童年,因為在那個階段,他結識了電影,自此有了一生中最純粹的快樂。
1951年出生在越南的徐克,家里有眾多親戚兄弟姐妹,一共二十多人,每天都是在鍋碗瓢盆、家長里短的喧嘩中長大。直到7歲,他可以搖搖擺擺地跨出家門,生活的天地寬闊起來,雖然彼時世界之大、戰世之亂,于他,也不過都是一個個游戲。“我們在街上玩,路邊溝里積了很多水,小孩就在里面游泳。”西貢的家附近有兩個戲院,“孩子的游戲就變成想辦法鉆進戲院里,每到開場前觀眾開始進場,我們這些小孩子就拉著人家的手進去。有些大人不喜歡,有些大人也無所謂,一進去就立刻躲到角落里看電影”。無獨有偶,另一位電影大師吳宇森在香港,也幾乎同樣尾隨陌生人混電影看,還曾因為被抓到蹭票,而被打得鼻子流血。小徐克也是戰戰兢兢,“戲院里的人很厲害的,會拿手電筒照躲起來的小孩。不過后來守門的人都認識我們這群孩子了,如果有時觀眾不多,就讓我們進去。”
“蹭電影”的樂趣不僅是刺激,也不僅是混進去的小孩繪聲繪色地把內容講給其他小朋友聽,其高潮是講完故事后的“演電影”,“我們會扮演電影里的角色,我記得那時戲院放了很多印度歌舞片,常常跳舞唱歌,于是那條街的小孩子都變成印度歌舞片里的人物;等開始放《哥斯拉》時,整條街的小孩又都躲起來,覺得這個城市都要被怪物入侵了”。生活的虛擬,電影的真實,從那時起,徐克看待世界的眼睛就不同了。
不知道是小朋友中的哪一位,第一次帶來相機,不但記錄下孩子們扮演逃難、做游戲、載歌載舞的照片,也讓拿起相機的徐克發現自己的天賦,“那時候很多人一起拍,我的朋友拍的都是人。我拍的都是奇怪的東西,但我覺得我拍的很有趣。我意識到原來可以通過相機制造自己的世界,從此我不會抗拒科技”。這些照片后來被街道上一家攝影器材商店的老板發現,他竟然主動問徐克們要不要用8CM攝影機拍東西,“然后我們這撥10歲11歲的小孩就開始拍電影,每天放學后跟家里說,我今晚不回家了,去拍電影”。
某天清晨的黑澤明
徐克的中學是在香港讀的,離開西貢那些小伙伴,他的日子過得百無聊賴。1964年的一天清晨,他獨自坐車,路過香港的麗聲戲院時,熟悉的戲院場景讓他想起帶給自己無限快樂時光的越南。“也許,進入戲院就會有一個很開心的時間吧”,抱著這樣的心情,他下了車。那天,戲院早場電影是黑澤明的《用心棒》,“開場時只見三船敏郎的背面,加上早土反文雄的配樂,我整個人呆了,方才發現原來電影可以如此的酷”。本是以找尋童年記憶為開始,卻意外發現銀幕上的電影這樣有深度,那次震撼讓徐克久久難忘,從此他養成一個習慣,“喜歡一個人早上去看沒有觀眾的電影”。
1967年,中學畢業后的徐克也面臨未來選擇的問題,身邊同齡人多在父母期望中走上做醫生、工程師、律師等前途光明的職業,徐克卻遲遲不能決定。他還記得有一次和朋友坐巴士,朋友問他未來打算做什么,徐克心里不停問自己—“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可以像童年一樣一直生活在開心的環境里嗎？”這時,巴士戲劇性地再次經過麗聲戲院,那個清晨里看黑澤明《用心棒》的感覺涌上心頭,“我說,我想拍電影”。
在唐人街辦電視臺
徐克幸運地獲得去美國學電影的獎學金,先后在南衛理工會大學及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修讀,并且很快就在一家電影公司找到洗片的工作。“所謂洗片就是把拍攝記錄片的膠片放在機器里洗,雖然是很機械的工作,可洗片旁邊就是剪接室,剪接師在里面忙著把畫面和錄音合起來”。紀錄片拍的都是當時美國各種游行示威,有一次徐克“被迫”連續兩天反復聽一個人演講的錄音,快要瘋了,他忍不住對剪接師說,“你讓我試著對一對嘴吧”……由此他變成剪接師的助手。
在學校里,徐克也堅定地貫徹什么都做的理念,比如他打燈的技術一流,“我當時幫一個教育電臺的兒童節目做,兒童節目一般燈光都打得亮亮的,我覺得這個好像不夠氣氛,就先在主要光源的地方打了一排燈,其他地方就補,其實比正常的打燈還簡單一點,可是節目組很喜歡”。畢業后,他和朋友合拍了一部四十五分鐘的有關美籍亞洲人的紀錄片《千鐘萬縫展新路》,也曾在紐約的那個地唐人街報紙作編輯,而讓他津津樂道的是和當時的伙伴創作了唐人街街坊電視臺(CTTV)。
“那是30年前的事情,唐人街有很多廢棄的倉庫,其中一個倉庫的三樓是我們的辦公室。當時我們覺得,唐人街的許多華人移民,語言上不通,經濟上不好,職業可選擇性不高。我親眼看到有些老人只能對著講英文的電視臺,可能什么都聽不懂,但依然每天看;有些媽媽在制衣廠做工,一天十幾個小時,對兒女根本照顧不了;因為生活條件不好,所以無論老人、小孩、工作的人,回到家都情緒不好。我覺得自己的責任就是把唐人街的家庭弄得開心一點,當時我們就開始做一些舞臺話劇,做新聞訪問,盡量制造更多的娛樂帶給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