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歲的四川瀘州市某副鎮長7月1日正式辭職。他在網上發了一篇辭職感言，自稱任副鎮長兩年來，每年平均有4個月在維穩，只有4個月在干“正事”。除工作壓力大、收入低之外，還有“價值觀”的問題。他至今都在思考：“有些維穩是真的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
辭職后，他表示將去做律師，并兼顧一些生意。他相信以自己數年的法院審判工作經驗，兩年的行政領導經驗，較精的法律學識，能夠做好法律服務。
辭職不是一時沖動
新京報：你為什么要主動辭去官職？
副鎮長：我并不是一時沖動，辭去副鎮長官職和公務員身份是我權衡利弊做出的理性決定。主要是基于兩點：基層工作事務繁雜，壓力很大、很辛苦，短時期內難以看到成效，光憑個人努力很難改變什么；另一方面，收入很低，我的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錢，工作6年了還靠父母接濟養家糊口。
新京報：你在辭職感言里說：這是個價值觀問題，工作不能實現人生價值。你在當年主動競選副鎮長時的設想是什么？
副鎮長：2006年本科畢業后，我在廣州做了一段時間建筑工程項目，生活奔波不穩定。2007年通過招考進入法院上班，做了幾年法官，后來競選副鎮長成功。在我的理想中，法官、政府官員，都可以通過工作實現司法公正，為公民辦好事，帶領地方改善生活環境，勤勞致富。但6年的公務員生涯，我發現實際情況并不是如此。
我工作非常辛苦，我周圍的基層干部工作都非常辛苦，但是改變很緩慢，很難看到工作成效。比如我很重視交通問題，參與路網建設，工程開頭了，卻得不到推進，我挺失望。
每年只有四個月干正事
新京報：你是什么時候有辭職念頭的？最終促使你做出決定是什么事？
副鎮長：是今年1月份。長期積累下來的疲憊，讓我心力交瘁。
有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2012年下半年到今年1月份，我花大半精力盯著上訪的劉氏兄弟，但最終我還是因為五人上訪被行政警告處分。今年，我還多次到外地城市維穩。每次維穩都是放下其他工作，領導帶隊進村入戶調解矛盾糾紛，監視重點人群流動，不勝其煩。
新京報：維穩占你工作多大部分？
副鎮長：我不是專門做維穩的。我分管的領域有安全、依法行政、國土等，很多很雜，但維穩牽扯了我很大一部分精力。根據我自己的工作經歷總結下來，每年平均花4個月維穩，2個月搞資料應付檢查，2個月是開會、學習等，最多余下4個月干正事。
新京報：維穩影響你工作嗎？
副鎮長：我被維穩牽扯了很多精力，時間被浪費了，我想做更多實事。至今我都在思考，有些維穩是維持穩定保持地方經濟平穩發展，還是為了保帽子？
新京報：基層工作帶給你的最大壓力是什么？
副鎮長：我分管安全，從企業生產安全到老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都要管。安全領域又是政府工作中最高風險點，即使兢兢業業干工作，保不準一個無法預見的事故就要被問責。
辭職為不讓家人餓肚子
新京報：工作上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副鎮長：我完全無法顧及家人。我兒子還不到一歲，妻子和我父母住在城市里，離我工作的地方有300多公里，每周回一趟家要坐4個多小時車。我經常是周六晚上回家，屁股還沒坐熱，周日早上又要趕回鄉鎮。從5月到離職前，我連續2個月都沒有休假。
新京報：可以透露你的具體收入狀況嗎？
副鎮長：我每個月到卡工資3046元，住房公積金422元，電話下鄉補助400元，年底有幾千元目標考核獎金。而我兒子一個月的花銷是尿不濕4包，138元一包，奶粉四罐209元一罐。我不抽煙、不打牌、不自己買酒喝，生活還得靠父母救濟一些。
我是個理性主義者
新京報：你怎樣看待這6年的公務員生涯？
副鎮長：我完全不否定這幾年的公務員工作，收獲了很多。在法院工作期間每年審判100多個案件，做副鎮長也為老百姓干了一些實事。我不認為我是體制的反抗者，也不是理想主義者，我是一個理性主義者。我選擇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個理性抉擇。
新京報：你辭職在同事和家人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副鎮長：一開始我的家人不同意，但是我把經濟原因和他們說了，也理解了。領導也勸過我，要我別著急，慢慢來，事業是一步一步干出來的，但我不想等了。領導最終尊重了我的個人選擇。
□新京報記者 蕭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