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一個處處有故事的地方

　　我們接觸的志工有退休的政府職員和教師，也有中青年知識者，他們或幽默風趣，或引經據典，或言簡意賅，脾氣個個好。參觀傳藝中心的展示館時，正逢東南亞的民間樂器展，泰國、緬甸、菲律賓、越南諸國奇形怪狀的絲竹管弦陳列兩廂。老志工擊打著一架竹制的樂器樣品，隨著音節跳蕩，慢悠悠一語道破：“東方的打擊樂器是演奏旋律的，西方的打擊樂器則是確定節奏的。”參觀了文昌廟，又轉到廟對面的露天戲臺，我們困惑于它何以如此之高，老志工有解：“按照古制，廟前戲臺是演戲給廟里的神看的，人看戲是借了神的光，所以你看，這戲臺和文昌帝君的底座一樣高呢?！?BR>　　志工們無償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雖然未必希求回報，但是每個城市的“志工銀行”卻確立了互助和回報的機制——你為社會所做的奉獻都記載在“銀行賬號”里，待你年老體衰或需要任何幫助時，會得到相應的照顧。這樣便形成一個既鼓勵奉獻美德又保障生存安全感的心理和現實機制：現在的受助者會因過去曾經助人而心安；現在的助人者亦可免于未來燈盡油枯之虞，放手做去。城市，因這些無處不在的志工身影而溫暖多情。
　　隨處可見的露天演出也散發著城市的溫情。在高雄歷史博物館前，我看到了如雷貫耳的古典布袋戲，臺前觀眾二三百，津津有味地看著，也許這是讓傳統戲曲免于衰亡的一個重要手段吧。文藝演出、文化場館的門票都很便宜。臺北故宮的門票100臺幣，相當于25元人民幣，而臺灣人平均薪水卻相當于大陸人的2－3倍。故宮所藏甚豐，有定期輪展制度，不時更換新的展品。不單是外地游客，臺北人自己也會常到這里觀賞更新的展品。文化消費的低廉，使臺灣的城市處處皆有文化生活，市民知識因此而日進。
 
　　當然，城市文化也不能全由普及性文化構成，一個城市的精神活力，主要靠創造性的、不安份的文化點燃，盡管這樣的文化是缺少商業競爭力的。現任臺北文化局長廖咸浩博士有一個頗為精辟的觀點：在商業社會中，政府的角色應是制衡市場，扶植弱勢文化。所謂“弱勢文化”乃是和主流商業文化相對而言，尤指超越大眾、曲高和寡、因而難見經濟效益的高雅、前衛、小眾的創造性文化。政府如果不拿出資金和空間扶植它們，任其在商業浪潮中自生自滅，那將是失職的。臺北諸多富于創造力的文藝團體——大到聲名赫赫的云門舞集，小到專做前衛戲劇的牯嶺街小劇場，都受到文化局不附帶任何要求的資金扶助。探索性藝術在此受到鼓勵，比如以獎掖藝術電影為宗旨的臺北電影節，現在的風頭已堪與商業性的“金馬獎”電影節相抗。

　　創造性文化乃是城市的靈魂，對它尊重、呵護和扶持的程度，衡量著城市管理者的理性。
　　有趣的是，我所見到的各市縣文化局長，無一例外都是學者，下屬官員也學者居多，同時在大學兼課——這，大概是臺北首任文化局長龍應臺創下的范例。這些學者深知文化如同有機生命，乃人類靈魂之所系，亦明了文化發生成長之系統、發展所需之環境，因此不免把自身的行政工作，當作扶助文化有機生長、踐行人文主義理念的契機。他們的工作態度是文化本位的，工作設置以系統思想為指針，力求科學性和人文性兼備，又有獨立的行事權，不受上級行政干預，因此極大規避了文化行政化的武斷粗暴之弊。這種現象，既似中國的文人從政傳統之復活，又像西式專家政治的華文版，著實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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